既然中国宪法中事实上的主权者是中国共产党，而且中国共产党党章是宪法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离开党来搞违宪审查不合乎法理，也不符合现实。

随后，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著名改革思想家周瑞金先生在《南方都市报》和《炎黄春秋》发表整版书评，法治三老之一郭道晖先生在《社会科学报》发表重要书评，著名思想家萧功秦先生、经济学家何炼成先生在《炎黄春秋》也发表文章，一致推介我的专著和宪政社会主义理论。所以在中国主张民主社会主义困难很大。

王占阳提出的新社会主义、储建国提出的一党立宪、周叶中提出的宪政中国等等学者们阐发的新理念，虽然没有使用宪政社会主义这个词，但在思想进路与学理旨趣上是相通的。第三，在当今世界上，搞宪政的国家虽然很多，例如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但搞宪政又搞社会主义的国家却不多。对于中国来说，这大概还需要三、四十年才能实现。华炳啸提出，要以中青年学者为主，凝聚学派共识，形成核心团队，争取在一套共享的概念、方法、研究范式之下相互融合发展，在政治学、宪法学、经济学、传播学等不同学科方向及其交叉学科上出一批有分量、有影响、高水平、能和国际学界对话的学术著作，对这一做法我很支持。但这些公民基本权利在建国60年之后仍然停留在纸面上，没有实现。

我当初也是思考了很久，采用宪政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也就是像王教授所说的，实际上也有政治安全性的考虑。他所说的民主化主要指实现普选。第三，它是行政强制的解释行为。

笔者注意到行政强制法对这个问题作了正本清源，该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行政强制，包括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强制说明理由就是必须将上列三个方面及其逻辑过程梳理出来，从这个角度讲行政强制设定中的说明理由是一种论证行为，具有严格的科学性。(六)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就行政强制说明理由的运作过程来看，它是一种行为方式，是由行政系统实施的一种行为，当然，这种行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行政行为。

行政强制的设定则不能够受传统行政立法的影响，应当设立专项的调研制度，这个调研不是由立法机关完成的，而是由即将对该行政强制说明理由的行政主体完成的，这些调研应当结合上述那些立法理由而展开。(19)参见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25页。

  二、行政强制设定说明理由的价值 《行政强制法》第1条规定：为了规范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这两个制度尤其是行政强制设定说明理由制度是行政强制设定中的最为基本的制度，该制度究竟如何构型，以及如何在行政强制设定中进行运作，都是值得探讨的，但到目前为止理论界尚没有关于这个制度的系统研究，①基于此，本文拟对行政强制设定说明理由及其制度构型作一初步研究。但不争的事实是，在目前情况下行政系统所享有的强制权力仍然较多，而且其强度也相对较大。  三、行政强制设定说明理由中的理由 行政强制法第14条将行政强制设定的理由概括为行政强制设定的必要性、行政强制设定可能产生的影响和行政强制设定中听取和采纳意见的情况等三个范畴。

当行政系统向立法机关解释和说明行政强制存在的理由时它会更多地关注行政强制在社会控制中的意义，而当立法机关在对即将设定的行政强制进行考量时则不会放弃该强制的利益价值，此两方面的相互融合和交流是使立法科学化的新的技术手段，基于此，我们认为行政强制设定说明理由能够体现立法技术化的价值。所谓利害关系人制度是指行政主体的一个行政行为或者一个行政过程若对特定的当事人产生影响，而这个影响是相对间接的，那么受到影响的当事人则是利害关系人，这些利害关系人虽然不像直接受到影响的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有直接的主张，但他们能够以特有的方式来影响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由此可见，行政强制设定说明理由的价值是深层次的，我们将问题再进一步具体化就可以看出行政强制设定说明理由还有下列价值。二则，一些国家尽管允许行政系统在一定范围内享有制裁和强制权力，但却为此设定了严格的限制条件和程序规则，这同样是一个行政法治的趋势。

三是行政强制的事实与能够支持行政强制的法律之间的因果关系。三则，所设定的行政强制与相关事实的关系。

在笔者看来，行政权的这种敏感并不是空穴来风，在现代福利国家行政权所占的地盘和它自身的强度的确要比立法权和司法权来得更强烈。(18)在我国法学理论中，其他部门法似乎都有因果关系的理论，而且这些因果关系的理论在相关部门法理中都已经比较成熟了。

包括这一行政强制的具体形态、实施的主体和对象等。因此笔者认为当行政系统主张设定某一行政强制时，除了证明其他行政手段在相应事态处置上是疲软的，同时还必须证明所设定的行政强制是有效的，这个有效性既可以通过理论上的论证来阐释，又可以通过长期的行政执法实践来进行佐证。这实际上是对行政强制力的一种限制。我们认为行政强制设定说明理由就是对行政强制存在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等的一种论证，这一点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属性。(13)正当程序的概念是一个颇有价值的法治理念，在西方法治发达国家被普遍接受，随着社会发展它的内涵还在不断地拓展。总而言之，它们都与行政执法天然地联系在一起。

行政强制对于行政管理中的手段体系而言，它是最让行政相对人难以接受的，因为它既有可能限制行政相对人的财产自由，也有可能约束行政相对人的人身自由，而这两个自由都是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自由权的有机构成部分。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但在笔者看来，行政强制说明理由的制度构型直接关系到行政强制的实施问题，大体上讲行政强制说明理由从制度范畴上讲应当有三个大的原则。进而言之，有行政强制事实的存在还不足以导致行政强制规范的形成，反之某一主体有形成行政强制的自由意志，但缺乏行政强制存在的事实，同样不能设定行政强制。

也许在行政机关的职权行使中其他手段和行政强制手段可以并用，但不争的事实是行政强制手段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而运用的。(二)作为其他行政行为应对疲软的理由 行政强制法第5条规定，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适当。

(22)近年来，纵观我国诸多地方发生的群体性抵抗行政执法的事件，不难发现大多都是在行政主体运用了对行政相对人不利的行政行为的情况下而引起的，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有关行政强制行为的运用。上列四个方面的关系是行政强制说明理由中理由建构的总的指导原则和出发点，由上述四点出发，笔者认为在行政强制设定中说明理由中的理由有下列具体内容。前者是在非常情况下实施的行为，而后者则附着于某一个具体行政行为。参见信春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释义》，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51页。

我们再将问题回到行政强制设定说明理由中来，毫无疑问，行政强制设定说明理由是行政系统对立法机关阐释某一行政强制存在的理由，这实质上是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限制人身自由行为的一种约束，而这样的约束是通过一方向另一方的解释，另一方向他方的监督而进行的。如果能够运用相对较软的手段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绝对不能够运用相对较硬的手段。

作为立法环节，它要求立法机关在行政强制设定中必须控制和左右行政强制说明理由的过程，把该行为的行政性转化为立法性。王珉灿主编：《行政法概要》，北京：法律出版社，1983年，第125页。

2004年国务院制定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在对行政执法的规制中没有使用正当程序的概念，而所使用的是程序正当的概念，尽管与西方的理念相比只是措辞顺序的颠倒，但实质上反映了我们在行政法治程序设计中的相对保守性。之五，行政强制设定的对外宣示。

(23)正如有学者所说的：使一个国家的体制真正得以巩固而持久的，就在于人们能够这样来因事制宜，以至于自然关系与法律在每一点上总是协调一致，并且可以这样说，法律只不过是在保障着、伴随着和矫正着自然关系而已。如果说前者是行政行为范畴的话，那么后者则是行政立法行为的范畴，这一点是行政强制设定说明理由的最为实质性的东西。其体现了正当程序、立法技术性、行政理性化和强制权力节制的价值。第二个进路是使行政强制由行为向规则拓展。

仅就人身强制而论，我国行政系统就享有诸种对行政相对人进行人身强制的手段，而且有些手段仅仅是在行政系统进行运行的，并没有相应的司法牵制，财产上的强制则更加泛滥，一定意义上讲这也是行政强制法出台的原因。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规定国务院有权制定行政法规和规定行政措施，这可以说是我国授权立法最为基本的根据，也使授权立法的基本理论和价值得到了根本法上认可。

行政强制在长期的行政法实践中具有非常大的随机性，这种随机性可以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个表现是行政强制措施和手段的不确定性，另一个表现是行政强制和措施运用的随意性。而行政强制法的制定则将原来与执法密不可分的强制行为立法化了，让每一个行政强制的行为或者行政强制的措施都有法律典则上的依据。

如听证制度、告知制度、正当程序制度等。通常情况下一般意义上的行政行为其行为对象是行政相对人，而行政强制设定说明理由中的行为对象则是立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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